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的研究方法，当前阶段的全面深化改革要以对进入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面临的新问题为导向。
中国推进的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要基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和国情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探索性事业，还有许多未知领域，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去大胆探索。习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论述，指明了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在实践中大胆探索的方向。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大国的现代化。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实现现代化，将深刻改变世界现代化的版图和进程。同时我们又要清醒地看到，发展中大国的现代化是需要努力奋斗的进程。2023年我国的人均GDP1.27万美元，位居世界第60多位。根据现代化的蓝图，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是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按如此大规模的人口计算，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必须要有更高的GDP总量。中国要基本实现现代化，不能没有必要的上涨的速度。与此相关的问题是，自2015年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达到顶点后开始步入长期下降的态势。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要实现现代化，一定要通过改革促进包括劳动生产率在内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明显提高。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涉及富裕和共同两个方面。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到了上中等收入阶段，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威胁是较大的收入差距。实现现代化需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吸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教训，克服两极分化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路径。面对客观存在的区域、城乡差距，需要在协调发展中推进各个区域和城乡一体现代化。面对低收入人口还占大多数的现状，需要明显地增加中等收入群体人口，具体地说由现在的4亿人增加到2035年的8亿人。为此，不仅需要公平分配，也需要提高效率。“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公平与效率的协调就成为现代化中重要的改革课题。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现代化不能只见物不见人，习指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人的现代化即人的全面发展，体现物质富足、精神富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这不仅要求人的生活方式达到现代化水平，还要求人自身的发展，即人的身体、文化和道德素质达到现代化水准，人的文明程度和能力达到现代化水平。这就要求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和人文相互促进。一方面以文化经，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范，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企业家文化的建设和诚信文化营商环境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以经化文，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相结合。文化现代化既要传承历史文化、又要融合现代文明，在保持民间传统文化优势的基础上，高起点发展体现时代和科技特征的现代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渐增长的精神生活需要，形成经济和文化相互促进的人文经济学，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无论是碳达峰，还是碳中和，其时间都显著快于西方发达国家同等条件下的时间表。二是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我国目前总体上还处于工业化阶段，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依赖性还较强。在此背景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仅需要推动新能源革命，而且要创新绿色技术，需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应对气候平均状态随时间的变化。相应地需要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不可能走发达国家当年掠夺他国资源的道路。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征。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当前中国的开放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尤其是某些发达国家对高端技术的“脱钩断链”阻碍，对中国产品出口设置的种种限制。在此背景下，需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尤其是要由政策性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同时以开放促改革，建设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制。
以上中国式现代化面对的问题都指向高水平发展的要求，也就是以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需要由追求快速地增长转向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一个任务，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的新动能。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指的是能够很好的满足人民日渐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反映资源有效配置要求的发展，是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发展。习对此作了具体的表述：“我们要的是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发展，要的是以比较充分就业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资源配置效率为支撑的发展。”3这里实际上精确指出了高水平发展的评价指标。例如，就业率、劳动生产率、投资回报率、全要素生产率等。
转向高水平发展反映发展方式的转变，由追求数量增长转向质量提升，由追求高速度转向追求效率和效益。其必要性在于，进入新发展阶段，一方面过去以追求速度为要求的发展路径、发展机制和发展方式已经难以持续，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由于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不足，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和资源禀赋条件发生了新的变化。随着人口红利的消退，人口结构的新变化，人力成本不断上升，驱动经济规模扩张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丧失。环境污染和资源稀缺性加强。只有转向高质量发展才能突破这些发展的瓶颈。但是，转向高质量发展又面临着供给侧的短板，需要用改革和创新的办法补齐短板。
第一，克服高端技术供给的短板。实现现代化需要处于国际前沿的科技支撑。后发国家现代化的最大短板就是自身的创新能力不够，创新要素供给不足。本来根据后发优势理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可以通过引进和模仿从发达国家获取技术。但是当中国的科技水平显著提升，接近现代化水平时，就会遇到发达国家断供、卡脖子等阻碍我国科技进步的堵截。这就是习指出的：“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之所以能称雄世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掌握了高端科技。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只有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才能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 这就提出科技的自立自强的要求：以原创性创新成果，突破个别发达国家的围堵和遏制，占领科技和产业的世界制高点。补齐创新能力不足短板的途径就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要求的，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第二，克服产业结构的短板。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不仅表现为产业结构的不平衡，更表现为产业结构总体处于中低端。其特征：一是中国作为制造业和出口主导型国家，传统制造业比重高，高端制造业缺乏，现代服务业比重过低。由此导致经济体大而不富、大而不强。二是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即使是在高科技制造业中，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大都在国外。其结果是高产值、低附加值。三是产能结构性问题突出，提供满足居民在健康、安全、质量等方面需求的有效供给不足，在追求高速增长的格局下产生过剩产能占用了大量资源。四是在技术结构中，不仅很大部分采用的是高消耗、高污染技术，产生了资源供给不可持续的问题，而且在产业链的外循环环节转向国内后存在的“卡脖子”技术出现产业链供应链的断链。这些结构性问题归结为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这些结构性问题也就成为转向高水平发展的短板。补齐经济结构的短板不仅是解决结构协调问题，而是要依靠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相应的改革措施就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推动高水平发展激励约束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制度。
第三，克服新发展格局的短板。进入新发展阶段，发展格局也转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下的经济发展需要依托规模处于世界前列的国内市场，抓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相应的内循环要求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外循环的要求是：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目前转向内循环为主体的短板突出在两个方面：一是产业链的某些外循环环节转向国内后成为内循环的“卡脖子”环节。其原因或者是存在技术短板，或者是信息不对称，没有能够解决好供给体系的适配性。补齐这方面短板关键在供给侧对“卡脖子”环节的技术攻关，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二是消费需求拉动力不足。在低收入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高投资拉动，进入新发展阶段，相比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增长的潜力更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大（目前已经超过60%）。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在于以需求牵引供给。中国式现代化所要扩大的消费需求，不仅是消费总量，更重要的是消费需求结构，即消费结构的升级，中高端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大。而目前受制于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无论是消费需求总量的增长和消费结构的升级都缺乏足够的拉动力。因此补齐新发展格局的短板，关键是在收入增长基础上，建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解决好能消费、愿消费和敢消费问题。具体要求是：在生产和分配环节解决能消费的收入支撑；在流通环节解决愿消费的市场环境；以完善的社会保障等公共政策解决敢消费的预期。借助“互联网+”平台，网络消费和共享经济等新服务业态从广度和深度上扩大消费需求。克服新发展格局中的短板还需要重视投资需求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不仅要解决供给对需求的适配性，还要以自主可控、高质量的供给创造引领新的需求。
针对上述高水平发展的短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根据习对新质生产力的定义，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新质生产力以创新颠覆性前沿性科技为源头，落脚点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包括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改造传统产业和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因此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的改革要求。基于教育、科技、人才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需要推进相应的教育、科技和人才体制改革。
习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种新型生产关系核心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高水平质量的发展的制度基础。
中国过去是自然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仅有40多年的历史，目前还是发育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的结合。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市场机制既要“放得活”又要“管得住”。
第一，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所谓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指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配置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为什么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市场有两大功能：第一是市场的选择功能，也就是优胜劣汰的选择机制；第二是市场的激励功能，即奖惩分明的激励机制，优胜劣汰。市场机制“放得活”就是指市场机制的这两个功能充分展开，促进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如何“放得活”？关键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对公有制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上放开放活各个市场参与主体的手脚，自主参与市场活动。二是各种生产要素都同等进入市场，各种生产要素在各自的市场供求竞争性地决定其价格。三是维护公平而充分的竞争。市场上只承认竞争的权威，不承认别的任何权威。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上地位平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在这样的市场上，就能有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第二，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建设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从完善其基础制度入手。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是个有机的整体，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产权保护，保护各个市场主体的产权和相应的权益，以发挥产权制度的激励作用。二是市场准入，各个市场主体无障碍平等进入各类市场、平等参与市场活动。三是公平竞争，市场上只承认竞争的权威。无论是大中小企业，还是不同所有制的企业，都要无歧视充分竞争、公平竞争、公平交易。四是社会信用，有效保障契约得以实现，建立以诚信为中心的市场秩序。这些基础制度建设起来并得到完善，市场经济决定的资源配置才是最有效率，也是最公平的。现在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需要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的完善要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平台和技术。数字经济可以在技术上打破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利用数字平台和技术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为保障公平竞争提供技术手段；利用互联网平台及其提供的数据，通过对大量用户信息与行为数据的分析，准确甄别企业市场行为；信用监管数字化智能化，有效克服信息不对称下的道德风险。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广泛应用也要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其中包括：建立与数字经济相适应的新型财产权制度。需要对数据产权确权，并且在流动共享中实现价值。数据要素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后，需要建立数据要素市场形成市场准入的空间拓展机制，利用数字经济平台实现数据在部门间互通共享，消除数据要素区域间、部门间、平台间、企业间流通壁垒，使信息、商品流通更加顺畅。针对数字经济中平台和网络代替市场后的平台垄断和无序扩张，相应地需要建立针对平台的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制度，利用数字技术提高对平台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甄别和判定能力，完善线上市场的公平竞争机制。针对数字经济领域的失信问题不仅需要利用数字经济提供的技术，也需要全面推进社会信用体系数字化转型，以数字技术推动建立信用治理新格局，利用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建立健全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
第三，更好维护市场秩序，解决“管得住”问题。市场配置资源是否有效，前提是市场机制是否完善。市场秩序的核心是公平而充分的竞争。公平竞争包括权利平等，机会均等，公平交易，规则公平。这种市场秩序不能等待自发形成，需要自觉建立。首先是建设统一大市场。我国是从自然经济直接进入计划经济，又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因此，统一市场一直没有形成。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改革措施包括：打破地方保护；打破市场的行政性垄断和地区封锁，实现商品和各种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打破城乡市场分割，建设统一的城乡市场。其次是规范市场行为。一是定价行为规范。价格放开不等于定价可以随心所欲。定价中的垄断性行为，倾销性行为和谋取暴利的行为都应受到限制，以免价格的暴涨暴跌。二是竞争行为规范。竞争中出现的欺诈、串谋、虚假广告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都可能造成过高的竞争费用和交易成本，并导致低效率。最后是增加市场透明度。市场信息不完全，独享信息的一方可能垄断和操纵市场，市场交易就达不到双赢。面对信息不对称可能产生的各种机会主义行为，维护市场秩序要求市场信息公开透明，相应地要求建立市场信息披露制度。数字技术及其平台的使用则可能有效克服市场信息的不完全。
第四，政府有效管理市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调节市场，弥补市场失灵是题中应有之义。关键是管理市场有规则，不是代替市场，而是要根据市场规则改革市场监管体系，解决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降度易成本。首先是在尊重市场的前提下以完善的制度管市场，包括建立有效的契约制度和产权保护制度，建设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其次是完善竞争政策框架，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竞争是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本身属于微观经济。竞争政策则是政府为保护、促进和规范市场竞争而实施的经济政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政府实施支持和保护竞争的政策。克服因政策的不公平造成竞争机会不公平，弱化市场机制的调节效应。最后是完善国家宏观调控。防范宏观风险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都会直接影响市场，科学的宏观调控要求统筹推进财税、金融等重点领域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使市场作出合乎宏观调控方向准确的响应。政府在对市场放得活的同时又能管得住，体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总的来说，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依托高水平发展，转向高水平发展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其关键是建立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着力点是有针对性地完善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
（来源：《经济学动态》2024年第7期，原标题“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笔谈(上)”，注和文献略）
【理论探索】杨洁茹：数字化的经济发展对收入分配体系的二重性影响——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